中学时代，毛泽东主席去世不久，我已经比较懂事了，亲历了那个时代党政军群、各行各业对毛主席无比热爱和崇拜的那种感情和氛围。回想起来，那真的就是对待“神”一样的感觉。虽说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理性多了，毛泽东也走下了神坛，但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仍然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超级偶像——比“神”的地位低不到哪里去。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后来渐渐发现，实际上，毛泽东的诸多才干，固然有许多天赋的因素，但更离不开后天的勤奋学习和积累。要知道，毛泽东是17岁才上的小学，如果要说学问的底子，除了上小学之前读的那两年私塾，他并不比更多普通人厚实和扎实。而且，他只读了两年小学，就考入了当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来并入第一师范），这无论如何也是读书的奇迹啊！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示，那就是：奇迹=刻苦的学习力+超强的记忆力+天才的理解力！

出于职业的原因，我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除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外，过去也存在许多不解。打仗这样特别难以确定的事情，光说天赋、天才，是说不通的！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了解，我理了一个基本的脉络。不一定理得非常清楚，也能大致说明问题：其一，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成为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的一名列兵。在新军中，毛泽东积极参加军事训练。1912年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毛泽东觉得革命已经胜利，当兵就没有什么作为了，于是退出新军，回学校继续求学。这半年的当兵经历，是毛泽东军事实践的肇始，对行伍已经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其二，1913年在上湖南第四师范时，对中外军事名家的传记读得很多，当时同学们以普鲁士军事家毛奇的名字，给他取了外号就叫“毛奇”；到了1916年的秋天，毛泽东参加了第一师范学校组织的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为宗旨的学生课外志愿军，任第一连直属连部上士，除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负责递承上级命令和本连文牍事务等工作。其三，年轻时读三国故事、慕梁山英雄，从中学习、领会一些基本的军事谋略与方法，也是军事学习、实践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四，护法战争期间，1917年11月毛泽东率200来个学生娃和20多个警察，在长沙城外猴子石一举击败北洋军队溃兵3000余人！事后，同班同学邹蕴真曾问：“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不假思索回答道：“败军若有意劫城，当晚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归，只得闲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言语中充满了十分自信。可见，毛泽东并不是打无把握之仗，而是把胆量、奇谋建立在有把握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想象，率200个学生加20多个警察，就敢去包围几千溃军，当手中掌握千军万马时，该是多么豪迈又是多么从容！后来毛泽东很自豪地回忆，“我的军事生涯的真正开始，要从那个时候算起”。其五，真正令人叫绝的是，毛泽东把清末顾祖禹编著的《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读得滚瓜烂熟，据记载，这套书的地理兵要部分被翻烂了！在当时特别难得有人如此深研苦钻！过去，我常常惊奇于毛泽东每每部署战役战斗，对每一地每一山每一江河每一道路随口道来，竟熟悉到如此程度，其缘由就在于此！这书的地理部分，共12本，为了求证这个问题，我曾专门购有一套加以研究。其六，秋收起义以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而且越来越成熟、冷静、沉着。同时也在战争实践中逐步积累和总结，为形成毛泽东军事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同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期间，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又早在1951年1月，刘伯承在华东军区高干会议上曾指出：“毛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对于军事思想，都有伟大的天才创造，如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十大军事原则。毛主席的这些创造，是最典型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我党最宝贵的财产之一”。

至于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和文学才华，就用不着多说了——他老人家有雄文四卷光耀千秋，有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的诗词八十首流传万世。虽然网上有许多“分子”喷口水，但丝毫无损毛泽东的光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毛泽东争议最大最多的，就是所谓的毛泽东“不懂经济”论。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最早接触并实践经济工作的，恰恰是毛泽东，而绝不是其他任何人——包括周恩来、陈云、邓子恢等。

据现在所知的史料考证，早在1920年9月9日——请记住9月9日这个日子（是否有点冥冥之中的意思啊），在当时的长沙潮宗街56号，有一家“文化书社”开业了。这是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易礼容做的最早的企业。最奇怪的是，在热闹的鞭炮、鼓乐声中，湖南督军谭延闿坐着八抬绿呢大轿来到这里，亲自剪下红绸、亮出牌匾，那“文化书社”是4个颇见功底的颜体字——谭氏书法。这也是一个红色书社能够存在7年之久的奇迹和秘密——“马日事变”时才被封查。当时，身为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不仅亲自为文化书社剪彩，而且亲笔题写牌匾，谁还敢动啊？我有时不禁思忖：当毛泽东后来发起倒谭运动时，谭督军内心作了何想？现在我们说“得网络者得于天下”，93年前的毛泽东早就明白了这个“商道”。1920年至1921年春，长沙文化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有六七十余处之多，并在本省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设立了分社和代销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多半由新民学会会员及其他进步青年担任。毛泽东等人通过文化书社和分支机构，迅速将新文化运动推向全省，还通过书社的业务活动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建立了联系。这张“网”，不仅是文化的传播网，同时也成为革命的联络网。湖南早期党团组织建立后，文化书社及其贩卖部、分支机构大多成了党团的通讯联络机关或活动场所。1921至1923年，长沙文化书社俨然是中共湖南党组织的“总机关”。中共“一大”结束之后，苏联顾问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文化书社赚来的钱及其他一些筹款，大部分都用作了党团经费……

不久之后，毛泽东去了安源，与李立三、刘少奇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并在1922年7月领导创办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经济事业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发行了首枚红色股票——让煤矿的工人们入股。合作社租用当时安源老街“刘协记”杂货店，正式挂牌营业，设有兑换、粮食、服务、器用、南货、杂务等经营项目，后来还在安源新街设立了分社。

我曾经有一个疑问，当时的毛泽东是如何想得起并能操作成功在安源路矿发行股票的呢？而答案，就在他的老家！因为毛泽东的家里就曾经发行过股票，这是韶山毛氏家族历史上的一段传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韶山冲，毛泽东的父亲、40岁左右的毛顺生，在自家走上富裕之路后，不断扩大生意，并张罗着发行了自己的股票——“毛义顺堂”股票。后来，据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回忆：“毛顺生很会做生意。后来，光靠银元、铜钱来周转经济不够，就自己出了一种‘义顺堂’的票子，代替货币。票子是红色的， 别的票子人家不要，只要是‘义顺堂’的就要。”主要做法是，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以期增值；发给雇用者使用，则作为工资，可以暂时代替银两；发给生意同行，又成为定金，或者物值。随着毛家生意越做越火、越做越活，“毛义顺堂”获得了很高的信誉，持有这一股票的人越来越多，极大地促进了毛家经济乃至韶山冲内外经济的繁荣。可以说，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在中国农村最早运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成功致富的范例，也是很早就认识到股票在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一位中国农民。要知道，毛顺生发行并较大规模地使用股票是在20世纪之初啊！毛顺生目光敏锐的经商头脑和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处事方式，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和他的弟弟毛泽民。只是区别在于，毛泽东关注的是更为广阔的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毛泽民则顺理成章地承继了父亲的商业头脑。这，也就可以解释得通，为什么毛泽民后来能成为苏维埃政府第一任银行行长！

在这以后的战争岁月里，毛泽东对抓好根据地、苏区、边区和解放区的经济工作，都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正确的方针、原则与政策，及时指导做好我党和军队的经济工作，为解决根据地人民群众和苏维埃政府、人民军队的钱粮用度和日常生活用品，既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原则，又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我们用不着作艰深、高深的研究，只需从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中就可以找到清晰的线索。试略举几例：1928年10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专门讲到经济问题，指出“要解决好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这个极大的问题；1933年8月召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强调“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只有发展红色区域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也只有这样的经济才能支持战争、服从战争，还发行了300万的经济建设公债；次年10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善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都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1940年1月，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但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1942年12月，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之后发起了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45年1月强调“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7年中共中央拟定以华北局为基础，组建自己的“战时经济内阁”，将其作为建立中共中央领导的、各根据地统一的金融系统的雏形，并决定由董必武出任共产党经济“总司令”——负责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建立共产党的“战时经济内阁”；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不久后就发行了共产党统一的货币，筹建了“中国人民银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49年后毛泽东领导建立的我国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三十年后的改革开放和今天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又绝对是一个“神人”或者说是一个伟人，是从一个平平凡凡的学生和普普通通的士兵，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艰苦磨砺与磨难，而成长起来的非凡的极不普通的第一代党的核心和军队统帅、人民领袖。这一点，连我们的对手也不否定，反而极端推崇。1993年美国版《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在“毛泽东”条目中如此介绍：“在20世纪，没有哪位领导人像毛泽东那样，对现代政治、军事战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长达83年的生涯中，这位革命家、普通战士、战场指挥官、军队统帅、战略思想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对领袖，给他的时代打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无论是非功过如何，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毛泽东领导了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最大的共产党和规模最大的武装部队”。（作者：曹众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