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1点的干部科，老周眉头紧皱，对着干部考察材料反复推敲，台灯把他的鬓角染成了霜色。这个总被戏称为“组工老悲观”的男人，却经常在下乡时蹲在村头与老乡笑谈家常。我忽然懂得，组工干部的生命里，本就生长着两种姿态：如向日葵般乐观豁达，用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传递信仰的温度；如青竹般深扎泥土，用防范一切不利因素的“悲观”严谨盘结责任的厚度。

以向日葵的姿态乐观做人，把群众的笑靥当作勋章。组工干部的乐观，是见过基层的沟壑后依然相信光的方向。就像遵义干部学院的老教授，总爱指着娄山关的岩壁说：“当年红军伤员用草根充饥，却在山洞里教老乡识字。这就是乐观的力量——把苦日子过成火把，照亮别人的路。”这种乐观，藏在每次干部谈话时递上的一杯热茶里，融在整理干部档案时轻轻抚平的折痕中。记得在乡镇调研，看到年轻组工干部小张蹲在田埂上，帮留守老人调试新手机，阳光穿过他的指缝，在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织出笑容。那一刻忽然明白：组工干部的乐观，是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对每个个体的温柔以待。

以青竹的清醒“悲观”做事，让潜在的风险止于未萌。深夜的监督科，老李的放大镜在干部个人事项报告上停留许久。房产登记时间对不上，得去不动产中心查原始底档。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他却摇摇头：“对干部负责，就得把‘万一’想成‘一万’。”这种近乎“悲观”的谨慎，源自组工干部的使命担当。在某国企干部考察中，考察组不仅看业绩报表，更深入车间听工人牢骚：“他总说‘没问题’，可设备检修总拖期。”最终的考察报告里，“过于乐观预估风险”成为该同志的重要批注。组工干部的“悲观”，是对党的事业如履薄冰，是把“大概率”防成“零可能”的执着。

在开合之间锻造刚柔党性，让乐观与“悲观”互为经纬。疫情期间，组工干部一边带着“我们能赢”的乐观统筹调度，一边做着“最坏打算”的应急预案；乡村振兴中，既相信“明天会更好”的愿景，又做实“一户一策”的精准帮扶。就像黄河岸边的护堤人，既看见大河奔涌的壮阔，又懂得每个管涌都可能决堤的道理。这正是组工精神的生动注脚：乐观是信仰的铠甲，“悲观”是为民的盾牌。这种辩证智慧，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

离开干部科时，老周正在给新入职的同志演示档案整理：“这里要留0.5厘米的装订边，方便以后补充材料。”晨光透过百叶窗，在他的背上织出光影。忽然想起《诗经》里的句子：“乐只君子，邦家之基。”组工干部何尝不是这样的基石——向上生长的乐观，是照亮他人的星光；向下扎根的“悲观”，是筑牢根基的年轮。当我们把这种精神化作日常，便是对“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最美诠释。（山东省莱西市委组织部：于正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