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的革命者，都是时代的先驱，更是造就历史的英雄和民族的脊梁，他们坚守信念和人生理想，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时时照亮着自己也照亮着身边人前行的路……可以说，他们的名字和精神，就是一座座不朽的丰碑！而他们留给子孙后代的，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题记

 

祖父吕宝山(1906.2—1984.3)字玉亭，号奠华，又名吕宝善、吕保善，祖籍山东莱芜；1906年2月22日生于山西运城绛县南樊镇史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9年考入绛县南樊高等小学；1927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嘉康杰创办的“中山中学”；1928年，经嘉康杰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嘉康杰的鼓励下，祖父考入了山西军官学校（山西军官学校成立于1926年，1927年改称“北方军官学校”），学制两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军官学校。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怎么会培养出一个如此优秀的文化人才呢？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我的曾祖父吕光贤（生于1866年，根据族谱记载，系宋朝宰相吕蒙正34代孙辈）。曾祖父大约三十七八岁时，独自一人从山东莱芜白龙店村外出谋生，一路上靠着弹棉花的手艺勉强为生，最后落脚到山西绛县南樊镇史村，并与从山东莱芜投亲而来的曾祖母王永年 (1880—1969)婚配成家。由于曾祖父一身武功，三二十个小伙子近不了身，所以靠着农田收获时为地主看护田园和农闲时弹棉花的手艺，养家糊口，艰难度日。由于家庭贫寒，曾祖父吕光贤从小习武，没有上过学，不识字，饱受生活磨难和社会歧视，所以四十岁时生了我的祖父后，便视其为掌上明珠，并暗下决心，将来全力供养我的祖父好好上学，使其能成为一个光宗耀祖、断文识字的文化人。
 

祖父吕宝山自小沉默寡言，但却异常聪慧，而且身手十分敏捷。所以懂事后，一边跟随曾祖父习武，一边在当地求学。长大后，他果然不负众望，无论在哪里求学，学习成绩都一直是名列前茅，而且通英文，懂日语，富有学养。加上他性情耿介，刚正不阿，有操守，有气节,不言自威和不同于流俗的独特品行，在运城中山中学学习期间，即广受师生们的好评。因受嘉康杰革命思想的影响，祖父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吕奠华”，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祖父心怀远大，已树立起“愿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奠基石”这一远大革命志向。所以在中山中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在嘉康杰的鼓励下，祖父又于1927年考取了山西军官学校（后更名为“北方军官学校”）。像这样文武兼备的人才，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

当年，阎锡山为了训练培养自己的嫡系部队，于1919年成立了山西学兵团，学兵团培养了千余名有文化知识和军事素养的军士。1926年成立山西军官学校，将学兵团在校人员编入军校，学业2年，主要培养中低级军官，同时设立辎重训练所和军官教导团。1927年，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遂将山西军官学校改称“北方军官学校”，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停办，先后培养了5000多名毕业生，阎锡山手下很多文官武将都是该军校的子弟兵。极具历史研究价值，因为战乱原因和此校存在时间较短，所以该校资料存世较少，更显得弥足珍贵！
 

自山西军官学校毕业后的祖父吕宝山，紧随晋南地下党总书记嘉康杰在隐蔽战线上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由于祖父文武兼备、品学优良，深得师长嘉康杰的喜爱和信任，所以先后担任过晋南地下党组织秘书、副秘书长等职。当时，他与嘉康杰既是师生关系，又是革命同志和亲密战友关系。

嘉康杰(1890—1939)又名嘉寄尘，山西运城夏县胡张乡其毋村人。1909年，嘉康杰考入夏县高等小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剪掉辫子，投笔从戎，直至清王朝倒台。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嘉康杰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斗争。同年，政法大学毕业后的他再度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读书求学，寻求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真理。1921年，嘉康杰从日本求学回来后，阎锡山想委任他当县长，被婉辞拒绝。他认为“中国之落后，在于不兴教育，不懂科学”，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决心兴办学校，振兴中华。于是，他首先在本村嘉家祠堂办起了“以太小学”。从1921年至1933年的13年间，嘉康杰共创办了以太小学、平民中学、河东中学、中山中学等一所小学、六所中学，培养大约6000名学生，为山西的教育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925年，他组织学生进行反对阎锡山征收房税和摊派公债的斗争，痛打土豪，赶跑反动县长，斗倒劣绅。几番斗争后，阎锡山对嘉康杰恨之入骨。所以由他一手创办的平民中学和河东中学先后被查封，嘉康杰也被逮捕，后在广大师生的强烈抗议下才获释。出狱不久，嘉康杰又陆续创办了“中山中学”“临汾中学”“康衢中学”等六所中学。
 

1927年冬，在阎锡山当局大肆捕杀山西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嘉康杰经早期革命家王鸿钧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经嘉康杰介绍，我的祖父吕宝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在隐蔽战线上舍生取义的革命生涯。
 

192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派汪铭到夏县恢复党组织，在堆云洞由嘉康杰主持召开河东地区党的工作会议，组建中共河东特支干事会。1930年初，中共河东中心县委成立，嘉康杰任书记。至1933年底，晋南36县中有32个县建立起党组织，党员发展到400多人。1934年初，由于叛徒的出卖，河东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在恶劣的环境下，嘉康杰仍坚持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党员。

1936年3月17日，为了配合红军东征，嘉康杰组织成立了“河东工农红军游击支队第一大队”，并发动中条山暴动。尽管由于众寡悬殊暴动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却撒遍中条山。期间，作为嘉康杰的得意门生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祖父吕宝山经常秘密跟随嘉康杰奔波于隐蔽工作战线。而绛县南樊镇史村由曾祖母王永年主持的家也成了嘉康杰从事革命活动经常秘密聚会的落脚点。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恩师嘉康杰的影响下，祖父吕宝山牵头筹资创办了南樊镇史村学校，并出任校董一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0月，嘉康杰根据山西省委和河东特委的指示，接受了在晋南落实扩兵3000人的任务。一个多月时间，嘉康杰带领我祖父吕宝山等亲信随从先后在晋南各县宣传发动，组织青年近万人补充给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〇师359旅，同时又给一一五师扩充了一批新战士。当时，我祖父吕宝山动员我的三爷吕秀山及本村王庆祥等11名青年响应号召，参加的正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〇师359旅部队。
 

我的三爷吕秀山（1918—1942）自小聪明伶俐、容貌英俊，性格活泼，爱说爱唱，有着出众的文艺天赋，加上受曾祖父吕光贤尚武精神的影响，少年时期就怀有一颗行侠仗义、精忠报国的仁者之心，后在祖父吕宝山“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逐渐成长为一个重情重义、刚强勇敢的进步青年。于是他积极响应号召，毅然与本村王庆祥等11名青年一起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〇师359旅（旅长王震，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718团（团长文年生，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三营（营长徐国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入伍后，部队在侯马白店集训一周。因三爷吕秀山身强体壮、又会武功，加之个子大，被部队选拔为机枪手重点培养。集训结束后，部队便迅速开赴大同、山阴、应县、广灵、浑源和陕西三原、定边等地对日作战。
 

1937年9月，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当时陕甘宁边区东面濒临黄河，面临日军进攻；南西北三面被国军数十万部队包围封锁，侵扰、磨擦事件频频发生。为保卫黄河，保卫边区，中共中央决定，从八路军各师抽出部分直属部队，组成后方留守处。
 

1937年12月，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辖警备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团。八路军120师359旅的其他几个团都奔赴抗日前线，只留下718团没有去，因为718团接受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保卫延安！此时，留守后方的718团编制已达到2000人，改番号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八团。
 

1938年5月9日，日军109师团派出一个旅团兵力，约有1.5万人，突然向宋家川渡口进袭。驻扎在宋家川镇的正是718团，团长文年生立刻来到河边山顶查看地势。经侦察，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宋家川渡口附近的王老婆山，企图给其后续部队创造渡河条件。文年生觉得与其被动应战，不如主动出击，趁鬼子立足未稳，先发制人。文年生挑选4个连，亲自带队，在10日傍晚，趁夜色渡到黄河东岸，控制了最高点，然后居高临下地向鬼子扫射，同时与山下的接应部队上下夹击，经过5个小时的奋战，消灭了盘踞在海拔二百多米的王老婆山的日军先头部队二百多人。
 

不光是日军，蒋介石也对延安一直虎视眈眈。1941年5月，胡宗南发兵从关中偷袭延安。此时的文年生，正担任八路军留守军团警备第1旅旅长，警备第1旅是保卫边区的核心力量。胡宗南部一个团偷袭胡家茆，警备1团第1营守卫的3个山头已被攻下两个，还剩1个在拼命死守。文年生之前不在阵地，等他回来后，发现形势对我不利，立刻改变战术。文年生派出3个连在正面迎击敌军，吸引其注意力，同时，派2个连侧翼包围，打蛇就要拦腰打。此次战斗中，我的三爷吕秀山就率领他的机枪排冲锋在前。经过一夜的苦战，国民党军一个团被打得七零八落，团长也被当场击毙。从此，无论是日军，还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都知道了延安八路军留守军团警备部队的厉害。
 

1938年1月，嘉康杰和金长庚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同年中共北方局在临汾刘村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赞扬了嘉康杰；同年5月组织决定让嘉康杰提前回山西工作，临行前刘少奇针对晋南特点，就如何建党，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等问题对嘉康杰作了指示。同年6月，他重返河东地区工作后，担任了中共晋豫特(地)委、中条地委委员、军事部部长、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供给部长兼第六大队政治主任、第七大队大队长等职。
 

1939年9月10日—28日，在晋冀豫区党委第一次代表会上，嘉康杰当选为出席中共“七大”的候补代表，后因“七大”推迟召开，嘉康杰未能出席会议。期间，嘉康杰领导的游击大队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他与中条山八路军主力密切配合，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为了报复，两次把他家20余间住房全部烧光，并杀害了他的妻子。嘉康杰12岁的儿子也因病未能及时救治而死亡。可以说，嘉康杰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个人的一切。
 

1939年11月初，鉴于我的祖父吕宝山文武兼备、品学优良，人才难得，经过慎重考虑和决定，嘉康杰秘密交给我祖父一封亲笔书写的推荐信，推荐我祖父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深造。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址是1937年迁至延安的，其前身是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学员主要来源于从部队抽调的干部，并招收一些知识青年，学习政治、军事、历史、民运、统战等课程。毛泽东为该校的题词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1939年11月18日，嘉康杰在夏县韩家岭动身奔赴延安，因叛徒出卖，途经夏县中条山武家坪时，被国民党特务李玉安派人暗杀，不幸牺牲，时年49岁。噩耗传来，晋冀豫边区游击支队在阳城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此时，祖父吕宝山已遵照嘉康杰的指示秘密动身在前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途中，闻听因叛徒出卖、嘉康杰被害的噩耗，悲痛不已。紧接着，地下党联络点同志秘密捎信说：“因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已在前面准备好截杀你，请速返回。”祖父闻言后，惊魂不定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只好在悲愤中无奈地秘密返回家乡。

返回家乡的祖父吕宝山依然带领着他的革命伙伴，在隐蔽战线上继续坚持革命工作和对日寇的斗争。祖父曾先后两次被捕入狱，但最后他都靠着自己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超群的智慧、出众的口才顺利脱身。其中一次在曲沃监狱，典狱长怎么也审查不出我祖父有共党嫌疑，所以就准备释放，但又觉得我祖父不仅有文化，而且沉着冷静、机智聪慧，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便私自留下我的祖父在监狱里给他当文书，这样，我的祖父在监狱里便成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特殊犯人”，只要不出监狱，他就可以随处走动走动。一天，狱中押解来一个手脚戴着镣铐囚禁在木囚笼里的地下党重犯。祖父从典狱长口中得知此人武功高强，而且听口音是个山东老乡。于是祖父便暗下决心，设法营救这位身陷囹圄的地下党同志。第二天，祖父瞅准机会，悄悄接近木囚笼，对这位地下党同志用山东口音低声说：“同志，受委屈了！我想救你，但你得配合，以绝食的方式，天天大声喊冤，说你不是共产党，放你出去。我想办法让他们先放你出笼子，然后再设法越狱……” 木囚笼里的地下党闻听，心领神会地连连点头，坚定的目光里含着感激之情。接下来的几天，这位地下党开始绝食，并且在木囚笼里天天喊冤，然后就是不停地大声叫骂：“我冤枉啊！我不是共产党，放我出去……”一连折腾了四天，这位地下党同志似乎嗓子都喊哑了，人也奄奄一息。看到这种情况，典狱长也是一筹莫展。我祖父趁机以“这个重犯不吃不喝，整天大声地喊冤叫屈，立在笼中，高不成低不就，困苦难当，加上不吃不喝，就是不死也得脱层皮，一旦死了，可不好向上峰交代”为由，沉着地与典狱长斗智斗勇，最后终于巧妙地说服典狱长把这个武功高强、手脚重镣的地下党重犯从木囚笼里放了出来。然后趁着夜色，祖父偷偷给假装无法走路奄奄一息地躺在监狱一角的他送去了一些吃的。结果，当天深夜，这位重镣在身的地下党，凭着高强武艺和“缩骨功”挣脱镣铐，攀上两丈多高的狱墙成功越狱了。典狱长闻讯后，吓得魂不附体，对着我祖父狂吼道：“主意是你出的，你说现在该怎么办？”祖父反问道：“你是典狱长，我是犯人，是你应该听我的，还是我应该听你的？再说了，我本是一番好意，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如果你非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传说出去，对我不利，对你更不利！”惊魂未定的典狱长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只好请求我祖父为他出主意，以便向上峰交代。我祖父假装气愤地说：“此人肯定是用缩骨功挣脱镣铐脱逃的。为今之计，只能如实相告，你就说犯人绝食数天，奄奄一息，怕他死了不好向上面交代，所以就放了出来救治，没想到他使用缩骨功挣脱镣铐逃跑了。” 典狱长闻言连声说：“好好好！”然后怕以后我祖父留在身边再节外生枝，第二天就送“瘟神”似的释放了我的祖父。
 

俗话说，勇将不离阵亡。两军遭遇时，阵地上机枪火力最猛，所以也常常是对方集中打击的目标，因此机枪手在战斗中生命面临的危险最大。1942年秋，在一次遭遇战中，身为机枪排排长、机枪手的三爷吕秀山，由于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5岁。
 

我三爷吕秀山是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的，参军时19岁，临走时他给我的曾祖母磕了一个头，说他要到部队上去当兵，打日本鬼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一份力量。没想到参军第六年，他就把25岁的年轻生命奉献给了他心中所信仰的党和人民翻身解放的伟大事业。三爷的壮烈牺牲，无疑使这个由曾祖母王永年为主支撑的贫寒之家深深地蒙上了一层阴影。此时，我的曾祖父吕光贤已病逝多年。家人们担心已62岁的曾祖母经受不住这个打击，所以我的三爷吕秀山壮烈牺牲的真相一直瞒着她老人家，也因此一直没有领取过“光荣军烈属”牌匾。这一瞒，就是二十八年啊！然而生性钢强的曾祖母，似乎也猜想到了三爷的牺牲。在我的三爷牺牲后，满头白发的曾祖母便不由自主地失眠了三年，三年之内，她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虽然性格坚毅的曾祖母直到90高龄去世都不曾知晓她的三儿已为革命捐躯的真相，但是她心里面一定明白，也一定能够猜得出来，她的三儿一定为国捐躯了，永远回不来了。所以从三爷牺牲到1969年她老人家去世，几十年间，老奶奶从来没有提过三爷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她暗地里哭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但她心里面的苦，从不对任何人说。这就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伟大母亲的刚强和情操。三爷是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的死是光荣的，也是值得的，因为他没有辜负养育他的这片土地！
 

战争与政治斗争向来都是十分残酷的，但对于有坚定信仰的勇者而言，它无疑是一块生命的磨刀石，同时也是一种血与火的洗礼。由于祖父吕宝山是嘉康杰秘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直是单线联系，因此嘉康杰牺牲之后，无人能够证明祖父与党的关系。解放后，我的祖父又第二次入党。
 

我的祖父吕宝山一共姊妹六人（三男三女），他是家里的长子，除了他一个人上过学有文化，其余五个弟妹都没有上过学、读过书。我的曾祖父吕光贤因病去逝后，学有所成的祖父多年在外为革命工作奔忙，加之我的三爷吕秀山参加八路军阵亡，家里唯一的劳力就剩下我的二爷吕金山。二爷和三爷早年无疑都受到祖父很大影响，包括我的父亲吕顺杰（1933.3—2001.11）。因此解放后，二爷光荣地入了党，而我的父亲吕顺杰则是于1953年在运城师范学校毕业前秘密入党（当时全校只有两个学生正式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后一批秘密入党的年轻党员。
 

我的二爷吕金山生于1917年 ，生性憨厚耿直，嫉恶如仇，好打路见不平。因我三岁时被父母送回老家跟随祖父母一起生活，所以与二爷十分相熟，也很亲切。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与我的二爷谈起我爷爷和晋南革命领袖嘉康杰，我的二爷不无自豪地说：“嘉康杰还有一个名子叫嘉寄尘，是个大个子（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是1.80米左右）”我有些惊奇地问：“二爷怎么也认识嘉康杰呀？” 二爷微笑着回答说：“因为嘉康杰经常来家里找你爷爷。他每次来家都会化妆，穿戴都不一样。你爷爷比我大十一岁，那时我还小，但是已经记事，记得很清楚！”
 

革命成功了，全国也解放了。然而淡泊名利的祖父严以律己，从不居功自傲，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为党工作，心甘情愿地在家乡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二次入党后，上级组织安排我祖父出任绛县副县长一职，因担任校董一职的祖父深受嘉康杰的“中国之落后，在于不兴教育，不懂科学”思想的影响，怕从政后精力有限，影响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所以婉拒了上级组织的任职安排。随后在组织的一再要求下，我祖父推荐了跟随他从事革命工作多年的助手常天义担任了绛县文教部部长。常天义由于从小家寒，上学不多，识字有限，遇有重大事情，总是找我祖父帮他出主意，甚至替他代写讲话稿和工作文件。

解放之初的1950年，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扫盲运动，扫盲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这是建国之初党领导的主要面向社会下层群众的文化扫盲运动。此间，担任校董一职的祖父不仅是农村支部党课教师，也是农村扫盲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扫盲文化课的主讲教师。同时在群众的一致拥护下，祖父还被组织上安排兼任史村党支部副书记一职。任职几十余年，祖父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兢兢业业，来去无尘，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文革期间，作为老干部老党员，祖父依旧经历了被批被整的命运。

尽管这样，祖父还是凭着他廉洁自律、以身作则的政治品格和身体力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多年被评为“模范党员”，成为当地县、乡、村党员学习的榜样。即便是72岁高龄，还依然担任着村支部党课、扫盲文化课的主讲教师和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保管等职务，身体力行地履行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展现着一个老共产党员“春蚕到死丝方尽”的革命情怀。当时的运城地区报曾多次刊登过祖父的先进工作事迹，此外，地区和县里还经常派工作人员到祖父的工作室及库房参观学习，每次来的人员无不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祖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一个老党员以身作则的模范精神。记得1975年，绛县剧团还专门以祖父勤恳工作、公而忘私的模范事迹编写成戏剧“红管家”巡回演出，并在当地引起广泛赞誉。
 

纵观祖父的一生，是勤奋学习、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坚守信念、勇于革命的一生，是严以律己、无私奉献的一生，是无愧无悔、鞠躬尽瘁的一生。所以，我为自己能有这样的一个祖父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作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吕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