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建政务公文写作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变化。输入几句提示语,几分钟内一篇结构完整、格式规范、用词“规整”的材料便能生成,效率的提升毋庸置疑。但如果把视线从“生成速度”移向“生成质量”,一个问题便浮出水面,当AI从辅助工具一步步滑向代笔角色,公文写作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2025年10月联合印发的《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对AI在政务场景中的定位说得很清楚,在机关办公场景中,AI可用于“辅助文书起草”,“为工作人员提供写作建议、辅助起草文书,对格式和内容等进行检查、校对和优化”。文件同时明确要求落实“辅助型”定位,防范“数字形式主义”和模型“幻觉”风险。AI的作用被严格框定在“辅助”二字之内,而非替代人的判断与责任。
现实却在一些地方走得更远。有县干部用AI搜集资料,四份案例中两份张冠李戴、两份凭空捏造,逐一核实后“感到后怕”。有单位用AI写调研报告,靠数据编民生案例,AI便利异化成AI造假。更有个别干部,从调研报告撰写到民意回应,再到政策制定,全部交给了人工智能。这些材料往往结构工整、逻辑雷同,换一个人名地名照样能用,读完之后脑子里什么也留不下。有人称之为“AI新八股”,其要害不在于文字粗糙,而在于看似合理的空洞,它用技术手段把形式主义推向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连“思考的痛苦”都省去了。
把板子全打在AI身上并不公允。AI之所以在某些政务材料领域显得“无所不能”,恰恰是因为一部分材料本身就已经丧失了实质信息。当考核偏重“材料写得好不好”而非“事情办得实不实”,当汇报的厚度被等同于落实的力度,用AI来应付这类材料,在逻辑上不过是以一种形式主义回应另一种形式主义。2025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明确要求“压缩提供材料的文字量,突出考核重点”,并将“不搞‘千分制’”等要求制度化。这一规定的指向是清晰的,如果材料的“刚需”本身需要被压缩,那么AI生成能力的膨胀就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作风问题和考核导向问题。
比空洞更值得警惕的,是失真与失守。AI的“幻觉”并非抽象的技术描述。在司法领域,已有当事人用AI生成上诉状,援引的司法解释经法官多方查证“完全属于虚构”,在国际咨询领域,德勤为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报告因充斥AI虚构的引文和参考文献而被迫部分退款。政务公文的容错空间远比商业报告狭窄,一份调研报告中的虚假案例若未经核实进入决策流程,误导的是执行,损耗的是公信力。与此同时,安全边界也在被不断试探。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显示,有单位工作人员违规使用开源AI工具处理内部文件,因系统默认开启公网访问且未设密码,敏感资料被境外IP非法访问和下载;另有科研人员擅自将核心数据上传至AI应用,导致涉密信息泄露。《指引》对此的回应是刚性的,“防止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敏感信息等输入非涉密人工智能大模型”。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这条底线在AI时代没有任何松动余地。
归根结底,AI在公文写作中的角色应当被准确地安放在“帮手”与“枪手”之间那条清晰的界线上。它可以检索素材、搭建框架、校对格式、提示逻辑漏洞,把基层干部从重复性的文字劳动中解放出来。但脚底沾泥的走访、推门进院的交谈、对数据和案例逐一核实的笨功夫,AI一步也替代不了。那些真正让公文具有“含金量”的东西,对实情的把握、对民意的体察、对政策后果的审慎判断,恰恰是算法无法生成的。
技术越便利,使用技术的人越需要保持清醒。AI生成的材料越是“滴水不漏”,人工实质性修改、核实与把关的责任就越不能悬空;谁起草谁负责、谁审核谁担责,这条链条不能在“一键生成”的便利中被稀释。让AI回归工具本位,让思考、调研和担当回到写作者手中,政务公文才不至于在效率的喧嚣中丢掉了它最该守住的东西。(泸州市合江县人民政府临港街道办事处:叶诗林)